第二炮兵，是我军军兵种中最年轻的一支队伍。而新型导弹部队，又是第二炮兵中的一支新生力量。打造出这支精锐之师的，就是杨业功少将和他的同行者。

　 40年来，杨业功用他的满腔热忱，履行了自己作为一名共和国战士的神圣使命。1年前，这位将军因病去世，离开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导弹事业。

　 历史不会忘记，杨业功的卓著功绩将永远镌刻在共和国的丰碑上。

　 使命在肩，必须往上冲

　 40年前，在西部一所简陋的营房里，担任导弹操作号手的杨业功和许许多多导弹兵一起开始了艰苦创业。入伍第一年，个子不高、身体瘦弱的杨业功就脱颖而出，在部队专业比武中获得冠军。从那时开始，他一步步成长为二炮部队的一名高级指挥员。

　 上个世纪90年代初，筹建我军第一支新型导弹旅的任务，落在了杨业功肩上。

　 杨业功深知担子重若千钧：国家和人民不允许自己失败。一场“恶仗”当前，杨业功和他的战友们咬紧牙关往上冲。

　 新型导弹力量的建设是一项崭新事业，一切都要从头开始。装备没有到位，人员要从头教起，阵地和战场要逐个勘察新建……千头万绪，杨业功带着从基地数千官兵中挑出的11名技术尖子，白手起家。

　 他们没有喘息的时间：组织部队进厂跟踪新武器生产，学习操作和指挥技能，以超常举措培训“酵母”人才；组织编写指挥程序、教材，超前探索模拟训练、仿真训练及心理训练方法；快速组织作战阵地使用检验和战场资源调查，加紧作战阵地建设；大胆摸索具有新型导弹部队特点的管理和训练模式……大山深处，一支支队伍在紧急集结，一列列战车在快速开进，一声声战斗口号响彻云霄。

　 在这一年里，杨业功在事业上有了一个惊人的飞跃：他负责组建的我军第一支新型导弹旅实现了“没有武器能训练，有了武器能打仗”的目标，部队当年组建，当年形成战斗力，当年就成功地发射了第二炮兵历史上第一枚新型导弹。

　 关乎国威军威，容不得失败

　 1995年，基地奉命执行某重大军事行动。这是这支新型导弹部队组建以来第一次执行重大任务，也是新型导弹部队组建以来首次公开亮相。演习的成败，关乎整支部队乃至军队和国家的声誉。

　 前线指挥的重任又一次落到了杨业功的肩上。面对“一无作战经验，二无发射阵地”的严峻现实，摆在杨业功和整个部队面前的是“倒计时”的演习准备。

　 那段时间，南方某地正值酷暑。杨业功白天实地勘察，晚上图上作业，研究施工方案。凭着一股拼命劲儿，他带领部队在短短7天内就完成了平时需要30天才能抢修出的发射场坪。

　 实弹发射进入倒计时，杨业功冒着生命危险留在现场近距离指挥，因为这是最有利于观察导弹升空的位置。突然，一枚导弹临近发射时出现故障。中断发射，后果难以想像。关键时刻，杨业功凭着过硬的技术和胆识果断拍板，指挥官兵迅速排除故障。

　 一枚枚导弹喷雷吐火，撕破长空。“漂亮！”观看演习的首长拍案而起。导弹6发6中———这一出色的战绩实现了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决心和期望，壮了国威军威。

　 在杨业功心中，战场无小事。

　 一次部队演习中，各项工作准备就绪，按要求发射车在进场准备时必须提前测定方向定位线。某旅的一名指挥员认为这是演习，不是真打，便随意目测了一下。杨业功来到现场后，问：“精确吗？”指挥员回答：“差不多。”

　 语音未落，杨业功急了：“差不多是差多少？马上重测！”事后，他又向官兵专门讲解了方向定位线精确与否直接影响导弹飞行速度和精度的道理。从此，训练按战时标准测定方位线这一细节被作为“法规”写入了专业教程，沿用至今。

　 有“本钱”就要干革命

　 一些跟随过杨业功下部队的官兵说，司令员的时间不是用小时来计算，而是要用分钟来计算。

　 2001年底，他在西北某地参加完二炮的一个会议后乘飞机赶到南方某市，当天又乘火车前往数百公里外的某旅。下车后，他立即拉着旅领导直奔阵地，天黑才回到营区。连续数天，他走遍了这个旅所有的作战阵地，接着又赶往另一个单位。

　 很多人劝他要注意身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但他总是说，“有‘本钱’就要干革命，不然要‘本钱’有什么用？”

　 勘察导弹发射阵地是一项工作量极大、非常消耗体力的苦差事，而且勘察阵地本来是作战参谋的职责。但是，年过半百的杨业功，亲自参与了整个新型导弹部队的阵地勘察，每一个导弹发射点位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为了阵地点位的准确性，杨业功经常要爬上数百米的山顶，搞清楚周围的地形地貌。

　 熟悉杨业功的人都知道，他不喜欢坐下来听汇报、做指示，更愿意到工作一线“眼见为实”。1997年11月，杨业功到部队检查光缆铺设工作。听完汇报后，他仍不放心，亲自来到现场，找来竹竿标好尺度，然后趴在沟沿上一处一处地测量沟深是否达标。

　 有人把杨业功比作一只不停旋转的陀螺。常规导弹部队建设的紧要关头，杨业功一天只睡五六个小时，把大衣和干粮搬进汽车，疗养、休假统统取消，日复一日地转战于群山环抱的阵地和训练场。

　 长年累月地与时间赛跑，杨业功的身体越来越差。2003年12月，杨业功被查出患“十二指肠腺瘤癌变”，已到晚期。8个月后，这条硬汉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站着是棵树，倒下是根梁。”杨业功用他的一生，为“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作了最完美的诠释。 电视片中的杨业功个头不高，留着板寸头，没有一点儿将军的架子。他说话简洁，声音洪亮，写得一手流利的行书。

    没什么特别———这是记者的第一感觉。但是，这位没什么特别的导弹司令却为我军新型导弹部队建设贡献了自己的一切，被树为我军新时期军队高级领导干部的典范。

    他是什么样的人？带着这个问题，记者来到杨业功生前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听他身边的人讲述和回忆这位共和国的导弹司令。

    战友：杨司令是累死的

    “杨司令是累死的。为导弹事业而生，为导弹事业而死，他的一生都融入了祖国的导弹事业。”在战友们的眼中，杨业功是一位亲切的战友、出色的指挥员、优秀的军人。

    基地原副政治委员迟志江说：“杨司令待人表面未必热情，但内心十分真诚，做人做事从不拐弯抹角，喜欢直来直去，是个纯净透明的人。”

    “1999年6月，杨业功走上基地司令员的领导岗位。记得在交接仪式上，他坦诚地向大家说出了自己的一喜一忧：喜的是，部队地位特殊，任务特殊，是为国家和军队作贡献的大舞台，搞得好是非常光荣的事情；忧的是，本人素质上有很大差距，搞得不好就会愧对祖国和人民，成为千古罪人！”

    与杨业功一起战斗在导弹发射前沿的基地参谋长高津说：“杨司令是那种内心时刻想着打仗的人，一个天生的军人。”“他经常告诉我们，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我们追求的是不打，但是不打需要有能打、敢打的实力做保障。”

    高津回忆说，杨司令经常说“我们这支部队的发展完全是裂变式的发展，是超强度、跨越式的发展，要‘建有建法，训有训法，战有战法’，每个环节都是新的，每个环节都不能马虎。”

    某导弹旅政委汪利平说：“杨司令很自信，性格比较倔，他认准的事不会轻易改变主意。司令的动脑、动手、动嘴能力都很强，他是个能说、能做、能干的人。”

    “杨司令还是个亲历亲为的人，新型导弹部队这支队伍建起来，战场建设、阵地伪装、营区建设、人员选培，每项工作他都亲自抓。”汪利平回忆说，“在他脑子里，装得最多的就是装备，他平时极其节俭，省下一分钱都想放到装备上。他知道，对一个新组建的部队来说，装备太重要了。只有装备建设上去了，我们才能打胜仗。”

    妻子：老杨视工作比命贵

    时隔1年后，再次回到这个和杨司令共同生活了12年的院子，杨玉珍控制不住眼里的泪水。在妻子眼中，杨司令是个工作起来不要命、固执起来谁也说不动的人。

    “老杨最讨厌别人送东西。有一次一个老乡来送礼，家里没人，那个老乡就把东西放在家门口了。老杨回来看见气得要命，当时就让司机把东西给那个人的领导送去，让他的领导教育他。”

    “他把来送东西的人撵出去不是一次两次了。后来，别人都知道他这个脾气，就没人敢给我们家送东西了。”

    “老杨平时的生活极其简单，在家里、出差吃饭都用那个旧搪瓷碗，出去开会穿衣服也很随便。我说‘你穿成这样出去会让人家笑话’。他满不在乎地说，‘我就穿成这样，哪个敢说我？’”

    “我们结婚30多年来，他总是很忙，在他心中，家，就好像是他的临时住所。我们家里常年放着两个旅行包，一个装满了迷彩衣、黄胶鞋和其他生活用品，另一个装满了书籍和办公用品，这些都是他下部队时必备的。”

    “他根本就没意识到，在他住院期间，是我们全家人在一起时间最长的一次。”

    “到了北京以后，我劝他安心养病，别再过问部队的事了。他说，‘你没文化，那么大的部队，那么多事，我能不管吗？’”

    “到6月初，他的身体就彻底不行了。整个人瘦了一圈，有时候说胡话。一次，他躺在病床上，两只手到处抓。我一下子抓住他的手，他猛地睁开眼睛，说‘怎么是你？’我说你想找谁，他说，‘叫周永生来，我要去执行任务，火车票还没给我呢？’”

    “6月中下旬，老杨的脑子已经不太清楚了。但是，他在昏迷的时候喊‘一二一’喊得特别响亮。还有一次他醒过来，说‘我怎么在这儿，我刚刚还在台上指挥战士们唱歌呢？’”

    “我现在很后悔，当初没逼着他休息，没逼着他去检查身体。”杨玉珍眼泪汪汪地说。

    记者：他的俭朴让人难以置信

    在一个大雨倾盆的下午，记者走进杨业功住了十几年的小院。他生活的俭朴让人难以置信。

    院子不大，一进去就看到两棵长得十分茂盛的桂花树。小院周围种着一圈低矮的松柏，院子的一边栽着几竿高高的竹子，旁边是几棵棕榈树。院子里还种着月季花和茶花。

    穿过院子，走进房间，感觉很局促，房间的面积不大，几乎没有装修过。墙壁斑驳，家具大多是“老古董”。

    一进门的客厅摆着一套木质的沙发和茶几，是杨司令当旅长时买的，已经很旧了。餐桌柜子是20年前他当处长时制作的，卧室的床是4个大箱子拼成的———那是杨司令30年前当团副参谋长时自己做的。

    走进杨司令的书房。宽大的书桌上铺着一张写书法用的毛毡，毛毡边上有两块已经磨得很光滑的石质镇纸。书房的墙上挂着一幅楷书，是杨司令写的“雄风”两个大字，字体遒劲有力。旁边是杨司令临摹的《兰亭集序》，书法秀丽流畅。书房里有两个大书柜，一个装满了各种政治理论书籍，一个装满了我国古代的文学书籍：四大名著、三言二拍等。看到这些，你很难想到这间书房的主人是一位驰骋疆场的将军。

    杨司令的遗物中有一个活动书法工具盒，是他亲手做的。盒子是木质的，里面放着4支毛笔和一把小刀，毛笔和小刀都用铁钉和铁夹固定住了。这样，每次下部队坐车颠簸时，盒子里的笔和小刀就不会受到损坏。

    房间里的一个小箱子引起了记者的注意。从外表看，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小旅行箱。打开箱子，里面放着一双捆绑整齐的解放鞋、一个军用水壶、一套迷彩服、一套便装、一个颈椎固定器、一个热水袋和一只手电筒。箱子里还放着一个长方形的小药盒，里面放着常用药。

    睹物思人，杨司令的妻子说：“我到现在都觉得老杨没有走，他出长差去了，总有一天会回来。”（记者 潘婷 ）

（来源：新华网）